【李明欢教授简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厦门市侨联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海外华人社会及中国侨乡研究。曾在国内闽、浙、粤侨乡及五大洲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实地调查。曾先后应邀前往哈佛、牛津等十多所国际著名学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出版《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欧洲华侨华人史》、《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福建侨乡调查》等中英文专著七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上百篇。

                                                                                           ——李明欢教授在丹华的讲话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承蒙李校长盛情相邀，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老师们就海外华文教育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和交流。结合这几年在欧美各国华校的所见所闻，我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第一是关于“文字与文化”的思考。我们教给学生的是仅仅是中国文字，还是包含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关于这个话题我首先谈一点自己的经历。

我第一次到欧洲是在1986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荷兰人还不了解中国，当时，阿姆斯特丹大学想与中国的一所大学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系。但中国那么大，找哪个学校呢？正巧，阿姆斯特丹大学有一位教授是印尼华裔吴银泉先生，校方找到他说想找一所中国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关系，请他提建议。吴先生首先就想到了厦门，想到了厦门大学。因为许多印尼华裔祖籍地是福建，他们的祖父辈是从厦门港出发下南洋的。他还想到了陈嘉庚先生，大家都知道，陈嘉庚先生创办了厦门大学，对中国做了很多贡献，在东南亚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吴先生因此立刻想到建议阿姆斯特丹大学与厦门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关系，并担任了启动与联络工作。说来有意思，多年以后，阿姆斯特丹大学外办主任一次在和我聊天时曾说，他们选择与厦门大学建立第一个校际友好关系其实不合适，因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是首都的大学，应该和北京大学建立友好关系才对，怎么会是厦门大学呢？起因就在这位印尼华侨，他从印尼来到荷兰，在荷兰上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并执教阿姆斯特丹大学。虽然出生海外，远离中国，也不会说中文，但是，中国一直在他心中，一直是他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和厦大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因为吴先生是学历史的，所以提议第一个交流名额要给学历史的学生，而我正好是学历史的，当时刚刚硕士毕业，所以很幸运地得到这个名额，来到荷兰。

那么，我为什么会研究海外华人，尤其是研究欧洲华人呢？ 这里又和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和文化体验相关。1986年我来到荷兰，口袋里装着50 美元。大家知道，当时中国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人民币，50美元几乎相当于我们半年的工资，对我们来说算得上是“巨资”。我到了荷兰之后，发现没有人来接我，于是打电话给使馆，使馆却说没有收到我的材料，需要再和国内联系。使馆教育处领导和国内联系后确认，我的材料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补寄材料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到。那时我在荷兰举目无亲，而我口袋里的50美元连我在荷兰一天的旅馆食宿费都不够，这一个星期的生计怎么办？使馆教育处也束手无策。万幸的是，当时荷兰方面主管中荷文化交流的莱顿大学的梁兆兵先生，韩云虹先生和韩太太等人对我的特殊困难十分重视，他们商量后联系了当时在莱顿大学就读的一位华裔学生胡梅花。胡梅花的父亲胡克梨老先生祖籍温州文成，是一位上世纪30年代就来到荷兰的老华侨，十分热心助人。他一听女儿介绍了我的困境，立刻接我到他家中，并告诉我尽管放心在他家住，在他家吃，住多少天都没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接触到海外华人。我在他家住了一周，老先生天天做中餐给我吃。他还对我说，你刚出国，一定非常想家，我带你到处走走吧。说到做到，老先生开着车几乎带我转遍了荷兰。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海外华人华侨的那种亲情，他们在这里生存不易，但他们对自己的祖籍国非常热爱，对从自己祖籍国来的人，也非常乐意帮助。

正是从吴银泉、胡克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华侨身上，我看到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代代延伸，个人深受其惠，没齿难忘，这也成为我后来二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动力，这里面有一种报恩，一种深情。

我和你们的李校长经常探讨，在海外做华文教育，教得好不好，教学技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种情感，一种对海外华文教育、对海外华人子女的感情，也就是你心中有没有爱。我做海外华人研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我总认为，这并不是我特别聪明，或许也算不上特别努力，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还在于我对此投入了全部情感，融入了全部的感恩、报恩之情。

我们的教学也一样，教学技术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份事业有没有情感，有没有爱心。所以我一直很敬佩李校长和黄音先生，他们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中，华文教育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但凡讲得好的老师，都对这份事业，对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存有一份深情，有这种情感在，说明你教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种文化。在荷兰，中文学习占用的是课外业余时间，我们要投入情感吸引孩子们来学习中文，所以说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更重要的是你对这份事业的爱心，对孩子的爱心。

第二方面我想讲的是“今天和明天”。作为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工作在今天，成效在明天。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孩子们的明天。

在法国，我曾遇到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华侨，他今年特意把自己的两个孙子送到新加坡学习，他说，必须着眼于2050年的发展。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地位空前提高。到21世纪中期，如果不懂得中文，就不可能做好生意。他把在法国出生的孙辈送到新加坡的法语学校，因为那里同时教授法、英、华三种语言，而学校之外的新加坡社会又有比较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他认为，一定要让孙辈掌握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亚洲，才能在21世纪中叶建功立业。

由此我想到，各位现在教导的学生，到2050年将成为社会的中坚，现在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可望让他们到本世纪中叶为社会做出贡献。中文教育承载着一种特殊的价值，我们期待现在教导的学生，明天都能成为推动中荷关系的友好使者。相信各位今天教给他们的，到时候都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

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海外中文学校，各有不同的教学模式、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教师队伍。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欧洲最大的中文学校在法国巴黎，他们有1300多学生，意大利普拉托的一所中文学校也有近千名学生，而且从托儿所一直办到中学。有的中文学校正在争取成为全日制学校，并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步于中国国内的教育，以方便学生们日后回到中国继续升学。在马来西亚，有华人的小学，华文的独立中学，一直到华文学院。

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办学模式、不同的办学规模，但大家都面临着如何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华文教育这一课题。欧洲的华文教育大部分是周末学校，华文教师也是兼职，对此我们应该总结我们在海外华文教育的经验，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孩子学到文字，学到文化，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在变，世界在变，海外华文教育如何才能符合当地华裔青少年的要求？海外成长的学生不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束缚，低年级教学采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还可以维持教学秩序，对中、高年级的学生则较难，所以如何适应中、高年级的教育，是更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如何与当地的教育理念结合，如何适应当地的教育秩序，使华文教育长期延续，提高成效和影响力，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

对于丹华学校，因李校长的缘故，我可以说比较熟悉。跟其他学校相比，我觉得丹华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教学管理规范；二是具有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李校长为丹华的建设发展，可谓殚精竭虑。李校长做了很多努力，以建设一支出类拔萃的丹华教师队伍。校方对老师们很用心，大的方面如教师培训，组织去中国访问、考察，小的方面如为老师们送上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以至开会时为老师们准备小点心等，都可以看到校方对老师们的关怀与呵护。正是这些良苦用心凝聚了这个群体，让大家共同心聚丹华，把这个学校办好，把丹华办成真正的海外华文示范学校。

我相信，有丹华人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丹华一定能够成为海外华文示范学校中的示范学校，拿出自己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率先垂范。丹华的老师们承载着家长的希望，承载着家长们对老师的信任。我是一路看着丹华成长的，我相信丹华的明天会更加美好。（丹华秘书张娜整理）

编后语：9月14日，厦门大学教授、海外华人研究专家李明欢再度到丹华访问，并应丹华校长李佩燕之请，在教师会议上作了即兴讲话。之后，李教授还和老师们互动，就欧洲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李教授结合自身经历总结出的“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学技术，而是对这份事业的感情”这一观点，给了老师们很大的启发，而“工作在今天，收获在明天”则给了老师们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认识到海外华文教育所包含的深远意义。此外，李教授对丹华的期望——把丹华办成海外华文示范学校中的示范学校，也让丹华人找到了新的目标和动力。我们一定要不负期望，投入更多的感情，让丹华越走越稳，步步向上。